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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频道]风云 热点:印象师旭平 体育人间

发布日期:2022-05-09 05:13   来源:未知   阅读:

  1976年,灾难与变革交替的一年。北京,混乱与机遇同在的城市。就在这一年,师旭平踏上了回京的列车,迈进了央视的大门,时间一晃就是33年……

  1976年1月,新疆军区驻南疆塔里木盆地边缘某步兵团的士兵们都准备复员返家了,师旭平原本也该在其中。可惜,在天山修公路期间,他意外得了肝炎,不得不留在部队医院里养病,一养就是3个月。别人复员坐的是军列,师旭平只能独自一人坐普通列车回京。

  那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4月6日凌晨,因为在列车上,他收听了关于北京“四五反革命事件”的广播,“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这句话他印象很深。

  按理说,士兵复员都要去地区武装部报到,寻找工作机会。师旭平却不急,反正也比别人回来得晚,又是大病初愈,索性继续在家中修养。耗了将近一个月,他才去所在的东城区武装部报了到。

  上午去的武装部,下午家里就来了两个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他们看到了师旭平的档案,档案里写着:在部队中表现出色,党员,文体骨干。他们希望师旭平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加强公安队伍。可师旭平不愿意糊里糊涂地去上班。

  师旭平还特地征求了一些亲友的意见,但发现人民群众对被“”控制的公安系统比较反感。算了吧。

  之后又有一些单位找到师旭平:新影乐团要他去当党务干事,煤炭研究院要他去当宣传干事,中央广播事业局(就是现在的广播电视总局)要他去开电梯……就这样,武装部陆陆续续发来了招工申请。7月中下旬,一个消息来了,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节目组要招师旭平去当节目导演。他一听,这个工作有意思,适合我。

  面试地点是广播事业局门口的收发室,面试他的有三个人,宣传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和节目组组长。电视台需要政治上可靠的人——师旭平是党员,编排节目需要反应灵敏的人——师旭平喜欢体育,在部队上打得一手好篮球。节目组对师旭平很满意,让他回家等消息。

  那天是7月27日。晚上回家后,唐山大地震。大家都顾着搭地震棚,忘了招工的事儿,包括师旭平自己。直到8月3日,他突然想起,就打电话问。对方说,哎呀,搭地震棚呢,都忘了,你赶紧来吧,我们正需要人搭棚子呢!

  师旭平的父母是北京电影学院建院初期的老师,分别在导演系和表演系任教。虽然师旭平没学过电影,但北电大院里长大的他对电影镜头、电影语言这些东西早就耳濡目染。那时候家里的书多是外国戏剧和文学,师旭平看得最多的是苏俄作家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许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质疑和思考的习惯。

  到了节目组,师旭平才发现,这个工作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有创造性。那时的节目组和现在不同,管的是安排每周的节目。只有两套节目,除了每天一个样板戏外,新闻、专题再加一部电影,播到晚上9点半,任务就算完成了

  从1976年到1981年,师旭平做了5年节目导演,值了5年播出班。1981年到1983年间,他被调到了新闻部新闻联播组,但也只是编辑,并不做内容。1983年,他调到了体育部做转播导演,还是坐着,转播、切换比赛。那时的体育部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做体育节目,还要做卫生与健康节目,而且卫生与健康的内容时间比体育的还要长。

  师旭平不甘心,他喜欢有创造性的、能够展示自己想法的工作。慢慢地,他找到一些机会,跟着体育新闻和《体育之窗》的记者出去做节目。

  改革开放后,新闻联播组门口的放映厅里经常放一些外国纪录片,这些片子中的一部分后来就成了央视的《动物世界》、《世界各地》等。只要有时间,师旭平肯定去看。他感到眼界大开,人家的手法、镜头的真实感,节奏和编辑等跟咱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对自己说,那是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后来的那段日子里,师旭平因为做了两个专题片而出了名,在当时的知名播音员沈力眼里,师旭平是个“放卫星”的人。

  那会全国正在流行练“鹤翔庄气功”,新闻联播组主任派记者去拍。拍完回来一看,很不满意。片子是记者在解放军报社拍的,就是在午饭后把大家叫出来在院子里摆拍,看上去很假。主任听说鹤祥庄气功主要是晨炼的一种,就让师旭平去补拍点素材。

  一大早,师旭平就赶去工人体育场抓拍了一些镜头,主任看了,不仅满意,还觉得这十几分钟的内容若是用作新闻素材就太可惜了,干脆让他做个关于北京晨炼的专题片《早起的北京人》。

  那会儿拍片根本没预算,师旭平只能骑着平板车,拉着机器,大街小巷地拍。公园里的人、北京足球队晨训、晨读的学生、最早一班火车、早晨的炼钢工人、人民日报社的早班工人、纺织工人、夜航飞行员……他用看似随意却真实的镜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都比较僵化,所以《早起的北京人》就显得新鲜而有活力,引起了轰动。沈力对师旭平说,大师你放了一颗卫星。

  后来,这个片子代表中央电视台参加了新西兰亚广联的节目评选,那也是台里第一次参加亚广联的评选。

  一年后,鉴于北京正流行穿运动服,都是些梅花、劲松等国产品牌,师旭平又做了一个专题片《北京运动服装一瞥》。片子被送到武汉参加全国节目评选,播放之后现场一片掌声。广播学院的教授问,是日本人拍的吧?他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拍出这种片子来。师旭平闻听此言,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

  师:当兵锻炼了人的组织性、纪律性、责任性、忍耐力、团队意识以及对艰苦环境的适应。

  师:在节目里不能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线:听上去您还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但又有随遇而安的一面,有点矛盾。

  5年,去了40多个国家,做了200多期节目,在《世界体育报道》的那5年,是师旭平体育人生中最丰富多彩的5年。因为做这档节目,他了解了外国人对体育的看法。走出去,才发现,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他们对体育的态度都与中国人不同,那么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也深深影响了师旭平对体育的认识。

  不论是为节约成本还是为提高效率,师旭平做《世界体育报道》,每出国一次,都要拍出好几期节目来。

  第一期节目是去的德国。刚开始,大家坐在一起想,做什么内容好?师旭平说,去德国拍施拉普纳吧,他在中国的执教不成功,有人说他是来中国骗钱的混混,咱就去德国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其实,尽管中国人不太待见施拉普纳,但他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的。那趟德国之行,施拉普纳起了关键作用。到了德国,师旭平等人开着车从最北的柏林到最南的慕尼黑,中间还去了法兰克福和曼海姆,连来带去15天,做出了5集的内容:“步步风流”(斯图加特世界体育舞蹈锦标赛)、“双雄会柏林”(保加利亚对德国的足球锦标赛)、“绿茵豪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老纳的旧章新篇”(施拉普纳)、“蜻蜓点水访阿迪”(访阿迪达斯总部),一下子就打出了“世界体育报道”的影响力。

  15天,5集,这样的高效还不是师旭平的极限,因为还有后来雅典奥运会时《走希腊》的40天,16集。40天里,他行车四千多公里,坐船一千多海里,拍了四十多盘带子,现拍现编现解说做出来了16集。

  那年,他已经55岁了。有人感慨,五十多岁的人里哪儿还有像你这么干的?师旭平笑,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没我这么干的,他们达不到这样的效率。

  至今回忆起《世界体育报道》,师旭平依然自豪。都知道拜仁慕尼黑是豪门,但他们的更衣室什么样?康复中心什么样?教练怎么训练球员?球员开什么车?不训练时他们什么样?《世界体育报道》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东西观众没见过。

  做节目这么多年,师旭平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不能只是观众喜欢看什么你给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观众没见过什么你给做什么。比如,三套播小沈阳,五套播朝鲜体育纪实,观众看哪个?小沈阳固然有意思,但朝鲜体育咱没见过,当然这个更有意思。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高级编辑。1949年9月27日出生,1968年去山西插队,1970年赴新疆当兵,1976年到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独立编辑过的节目或作为主创人员参与的节目曾多次获得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奖项。1983年第一次制作的专题纪录片《早起的北京人》即代表中央电视台赴新西兰参加亚广联的评选。专题节目《世界同唱一首歌》在1989年的“中国国际体育电影节”上获得唯一的电视节目奖。1988、1992、1996、2004年分别赴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雅典报道奥运会。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期间,制作16集奥运特别节目《走希腊》。

  1999年,赴巴西采访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节目《我是巴西的儿子、我以世界的名义》获全国优秀体育专题节目一等奖。

  2000年,赴西班牙采访女斗牛士的节目《温柔杀手》再获全国优秀体育专题节目一等奖。